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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记录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工业发展的中心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之间的一段往事,描述了那个在工业革命作为分界点的前后两个世界的巨变!不到30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如果未来再回望今天的话,可能会得出和当年狄更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同样的结论。我们正在经历的应该是下一个巨变时代,是一个百年大变局,如果把握不住当下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历史变革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那将是最大的风险。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谈风险管理,侧重在一些技术和实施层面,但如果没有把我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最大风险揭示出来,微观层面搞得再好也没有用!为什么说是百年大变局?如果我们说当下是一个千年大变局,其实也不为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是对客观环境的一种趋势分析和认识,组织的发展必须和外部环境的趋势吻合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我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这样的观点。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在20世界90年代苏联解体后提出了一个词VUCA(我们可以简单称其为“乌卡”),用此来形容世界所处环境将要面临的重大变化,即Volatility(波动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
这些理论虽然在几十年就已经提出了,但我们从切实的感受来看,这种巨大的变化从预言到萌芽、发展,到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种变化,是存在一个过程的。英国的领导力专家Nick Obolensky对这种VUCA的时代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过研究,他绘制了如下跨度超过4000年的各种技术和思想的变化路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2000年以后开启的各类变化都将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在一个陡峭的斜率上近乎直线上升。
在工业革命之前,是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农耕文化是文明的起源,农业技术的发展将世界分成了“文明人”和“原始人”,中国就是农耕文明的受益者。1750年左右开启的工业革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使工业文明超过了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今天的世界放眼望去,能够看到的一切无不充斥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
工业革命也在企业管理领域影响深远,我们今天看到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部门、职能、组织架构图应该说都是工业革命阶段的产物。法国启蒙哲学家笛卡尔鼓励人们把问题分为一个个的独立单元分别处理,就是现代企业管理设立专业职能部门的起源。而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到泰勒在20世纪初出版《科学管理原理》,则是将这种企业管理方式发展到了极致。“泰勒制”是工业革命时期企业管理学发展的精髓和起点。
简单来讲,“泰勒制”的宗旨就是寻找工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最佳实践,将其追求到极致并推广,提高了效率,带来了工业化大生产。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些都不陌生,但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这还是十分先进的管理思想。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没有泰勒的管理创新,美国在二战中根本无法打赢纳粹德国。因为没有泰勒奠定的管理基础,克努森就无法在几十年后指挥美国企业在短时间内生产的大量飞机和坦克。
进入21世纪之后,以信息为载体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为代表的新知识信息革命作为第三次浪潮,已经让大家越来越感受到它将会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些科技带来的新文明也必将会以比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更快的速度席卷几百年积累的工业文明。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将未来的知识信息革命定位为工业革命4.0是不准确的,也不会是新文明的全貌,而只是新文明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而已。这种新文明的形成未来将颠覆前期人们形成的所有认知和意识形态。
我经常思考社会和技术的加速发展的现象是否与宇宙的加速膨胀有隐约的关联?如果真的有关联,那倒是可以推测宇宙应该还是在抛物线前半段的上升期吧。这是杂谈。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这个问题的追寻源自于很久之前读到国防大学乔良将军的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及了关于垄断和权力问题的探讨。按照著名的未来学家艾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提到的观点,权力来源于三个方面:暴力、金钱、知识。
在文明的国家里,暴力已经被法制所代替,使用金钱获得权力的情形还会一直存在,但是真正的高品质权力来自于信息(知识)。而且目前世界已经离开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正在向信息拥有者手中转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信息的有限流动,我们社会和企业的运作模式都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的,这也是许多行业存在的基础,对此,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今天我们想要提的是另外一个观点,信息的不对称带来了权力!想象一下,你的上级为什么会成为你的上级,你的领导为什么会成为你的领导?是因为这些管理者被赋予了管理权限,从而有权利接收和汇集其应该掌握的信息,通过处理这些信息,传达给下级人员执行实施。
试问一下,如果在一个信息极度透明的环境里,一个部门的领导和下属都可以同时接收到一样的信息,甚至下属可能会最先接收到最前沿的市场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的权力到底靠什么维系?如果领导不能够做出让下属信服的决策还要强加施行,其威信必将会大大折扣。你不会当面揭穿还是顾及他手里有可以影响你升迁和改善待遇的权力,而这些权力的品质已经很低了。这些有损形象的事情,在以前大多数情况是被掩盖了的。
最近几年有很多的公知、专家和公众人士,由于各类事件导致人设崩塌,一个红极一时的权威可以一夜之间,在自己和铁粉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辛苦经营了多年的公众形象就轰然倒塌!什么原因?信息的充分流动让所有人的认知急速提升,一些仅仅靠传授过去经验和倒买倒卖知识,以及利用炒作形成的认知围墙被快速推翻,靠信息垄断和封闭而塑造的“完美形象”越来越难维系!能够让人们发自内心崇拜的权威好像越来越少了!
与传统权威和公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的高手不断涌现,人们不再关心你是谁?是什么单位?是什么职务?只要你有真知灼见,能带给别人启发,能创造真正的价值,就有人愿意听你说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充分信息流动的环境下,人们可以分辨出什么是好和坏。这里不得不感谢微信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其最初的口号“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无疑是伟大的。
未来在企业中称职的领导,应该是有能力在冗繁的信息中提炼有效信息形成真知灼见,并能协助下属找出正确方向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使人们更多的聚焦于事情本身,不断的追求真理而不是迷信于是谁提出的观点。信息时代会让一切“专家”的光芒褪色,刺破泡沫,显露出真实水平,专家们只有增强自身知识,持续造血而不是固守才是正道。所以如果说科学发展挤压了宗教的空间,而信息互联必将剥夺权威的权杖!
在巨变时代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与工业革命期间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组织内部严格的层级结构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领导者突然发现用原来建立以最大追求确定性结果的组织形式越来越无法应对不确定的商业环境,组织控制的无力感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于基层和市场一线变化情况的反应迟缓会越来越制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先前组织建立严格层级结构的前提条件,是管理者作为信息汇集的节点,通过信息的汇集和分析可以做到信息对称最大化,这会优于任何一个下级单元做出的独立判断。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信息上传汇集、整理分析、下达实施的成本要远远高于下级单元做出独立判断的成本,而且效率会拖住后腿,在当前讲求时效的商业竞争中必然会败下阵来。
原来,组织可以控制到神经末梢,现在只能控制到主动脉了;原来可以控制到大树枝叶,现在只能控制到树干了。如果死守住原来的控制力度不变,组织会发现控制成本会比过去以几何程度增长。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充分流动让每一个层级的业务单元都有了平等的同时接受和汇集信息的可能,当下的组织需要做的不是加强控制或维护控制,而是有前提的放松控制,充分的授权和赋能,让每一层业务单元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而领导的角色,应该由原来的发号施令者转变为老师、园丁或教练。
放松控制不等于没有控制,而是需要在激活组织灵活性和应变性的基础上设计针对性的控制,抓大放小,这需要更高超的控制能力。在组织基层,可能主要体现在如何平衡效率和控制、风险和回报。在遵守大原则的前提下,更多的通过过程监督和结果考核来体现管理控制职能。这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国有企业、也适用于民营企业;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也适用于国际企业,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当下是一个抓的越紧,失去越多的年代!
工业时代的发展是软硬两条线共同推进,硬的是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企业发展;软的是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推动的企业发展,而软硬两条线都是建立在经典物理学领域基础上的确定性,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
在知识信息新经济迎来的新文明时代,也会在这两条线的共同作用下完成。在变革来临的时期企业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在硬的方面忽视了知识信息经济在各领域将要掀起的技术变革,这种变革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软的方面是对企业管理方式没有适应新文明的要求,导致组织僵化、缺乏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没有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这两条线需要向量子物理不确定性和仿生学的适应性学习,自下而上的去寻找答案!这个过程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美国百年前走向强大的三个法宝之一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我曾和同行们说,中国复兴首先是经济振兴,经济振兴离不开经济发展主体—企业的贡献。站在变革的关口,中国企业管理面临的挑战非常紧迫,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期间发展形成的企业管理成果我们还未完全吸收,新的挑战却已来到门口。此外,我们目前有很多亟待改进的中国特色的管理问题需要提起注意,工作重点必须实现如下三个转变:
巨变时代,面临的有风险,也有机遇,时代既给了我们弯道超车的机会,也要看到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我希望中国企业可以抓住这次像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样的历史转折点带来的发展机遇!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大风控。